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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出海”思维，以全球应对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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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壁垒、实体清单、盟友围堵使“中国企业+海外代理”模式失效，简单本地化无法穿越地缘政治高墙。

摘要
全球市场“三足鼎立”，西方阵营（60%消费+创新源头）、友好有限经济体（15%消费）、摇摆中间地带（25%消费+资源），风险收益差异巨大。
在欧美需“换马甲”——用欧盟公司投欧盟、美国公司投美国，以非中资身份降低政治敏感度；在友好与摇摆区仍需全球资本、人才、品牌混搭，提前布设“可退出”结构。
研发、融资、供应链、品牌、ESG标准全面“去中国标签化”，同时保留中国工程与成本优势，形成“全球总部+区域双循环”架构。
以全球责任、本地贡献、技术领先换信任，从“走出去”升级为“在全球生根”，用“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治理与价值观实现可持续竞合。
全球化进程是随着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不断演变的复杂历史过程。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地缘政治和贸易规则发生深刻变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威胁，加剧了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趋势，也进一步激化了中美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新的地缘政治及外部环境下，中国企业应该以何种策略继续融入全球市场，是我们所面对的重要课题。
“出海思维”在过去全球化如日中天的格局下帮助中国企业迈出走向世界市场的第一步，但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下，它的局限性已经日益明显。中国企业想要在世界市场上进一步开疆拓土，唯一可行的路径是更上一层楼，用“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格局、视野及战略并通过全球资源整合而一步步地蜕变成为世界企业。本文首先将新格局下的全球市场三分天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在不同市场采用有针对性的策略，如何因地制宜、积极整合全球资源，真正迈向与世界共生。
国际上有关企业全球化模式的观察和讨论浩如烟海，本文不做逐一展开。从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在全球国际经济秩序之下观察和思考中国企业的全球发展之路，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战略思考维度，以帮助中国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中找到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中国企业全球化面临空前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在英美两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世界逐渐迎来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全球化超越国界，推动全球范围内形成较为相互依存、开放自由的贸易体系。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所指出的那样，技术革新与全球化进程共同推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坦世界出现，地理距离和国家边界的限制被极大地削弱。在这一进程中，一批全球型企业应运而生，IBM前CEO（首席执行官）Samuel Palmisano将其称为“全球整合企业”（Glob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s）。这一全球化进程为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资源整合机遇，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布局、降低成本、获取人才和技术，并拓展新的市场空间。中国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深度参与并推动了这一轮全球化进程。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拐点。这场危机使西方过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士开始对全球化进行深刻反思，诸多经济体追求所谓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近年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政治力量日益崛起，这些变化都对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对全球化造成了重大打击。
应该看到，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在全世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和财富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疫情和技术变革进一步加剧了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分化的趋势。此外，俄乌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国际投资及贸易受阻。以上种种因素使各国更加关注供应链安全和经济自主性，各国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设置更多壁垒，保护主义政策明显抬头。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变化。特朗普政府第一届任期后期，中美关系迅速降温，进入到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下，脱钩断链等策略开始施行。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虽有表达方式的调整，但实质上并未改变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导向，反而通过构建“小院高墙”和动员西方盟友形成了一种更为系统性的围堵与封锁态势。
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坚定的“美国优先”策略和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使得全球贸易规则遭受新的冲击，加剧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趋势。特朗普政府提出所谓“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并以其作为谈判筹码，不断以关税作为威胁手段，对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施压，其贸易保护主义立场鲜明。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已经从经贸领域全面延伸，通过一系列针对性政策，美国试图在贸易、投资、金融、军事与安全、科技及人员往来等多个维度限制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
同时，特朗普政府通过在关税谈判中对盟友及伙伴国施压，企图胁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孤立中国。安世半导体的案例印证了这一点。这家由中国资本收购的荷兰企业，尽管在技术和市场上取得了成功，最终仍因地缘政治因素遭到美国的打压。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美国曾警告荷兰，除非剥离其中资所有权，否则该芯片制造商将被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TikTok在美国市场的遭遇同样说明这个问题——即使进行了深度本地化运营，建立了独立的数据安全体系，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美国政府打着数据安全及国家安全的旗号，要求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当今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其复杂性远超上世纪日本企业所经历的情况。上世纪美日之间虽有从纺织、钢铁到汽车、半导体等行业在内的多轮贸易战，但仅仅是老大与老二之间的经济竞争，并无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及发展道路之争。加之日本当时（乃至今天）处于美国的军事管控之下，并无独立的军事力量，因此美日关系相对简单。上世纪的美日贸易战期间，美国从未成功构建起一个反日的西方联盟。相比之下，在拜登时期，美国已经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围堵中国的西方联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企业通过大量海外投资（包括对美国进行大量直接投资）和本土化管理实现了全球化。在当时的美日汽车贸易战中，美国欢迎日本车企如丰田、本田等去美国投资设厂。然而，这种通过大规模直接投资美国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行的。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认识到，简单的以中国企业身份“出海”或传统的“全球企业本地化”策略已经难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全球市场逐渐呈现出“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国企业需要根据不同市场的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策略，因地制宜、深入发展，真正做到“以全球应对全球”。

全球市场三分天下，应对策略各有不同

笔者观察到，当今全球市场已“三分天下”。在全球经贸不确定性加剧的新格局下，中国企业必须重新审视全球化战略，因地制宜地实现全球化布局。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经济体构成了全球最大的市场板块。2024年数据显示，这一板块的最终消费支出高达48.99万亿美元，接近中国消费量的5倍，占全球总消费的59.4%。这一市场包括美国（消费支出23.74万亿美元，占全球28.8%）、欧盟27国（14.44万亿美元，占全球17.5%）、五眼联盟（美英加澳新，合计29.99万亿美元，占全球36.3%）、日本（3.17万亿美元，占全球3.8%）、韩国（1.16万亿美元，占全球1.4%）等发达经济体。
西方市场对中国企业的重要性一方面来自其巨大的消费市场规模。中国制造是服务全球的，在短期之内，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板块占全球消费近60%。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难以仅靠内需及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来消化解决，西方市场的消费能力仍是中国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
同样重要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板块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目前，无论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性创新，还是基础科学研究、管理理念创新，西方尤其是美国仍然处于全球领先及主导地位。对中国企业而言，西方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巨大的市场份额，更在于学习和借鉴这条渠道不能断。而与西方市场的联系是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途径。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使得中国企业在这些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美国将10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类实体限制清单，这种系统性的封锁是当年日本企业从未经历过的。从地缘政治考量，以中国企业身份进入西方阵营经济体难度越来越大，即使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也会被安全理由所限制、肢解或者关闭。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企业（尤其是科技含量较高的制造业）若仍然依赖传统的“中企出海”思维进入西方市场是难以成功的。因此，中国企业必须超越单纯的出海战略，转而采用“以全球应对全球”的策略。中国企业需要“换马甲”，以非中国企业的身份进入这些市场，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提高市场接受度。
展望未来，随着美欧之间贸易纠纷越来越严重，世界几个主要经济圈可能各自为政，企业身份政治的重要性可能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应对可能的逆全球化升级，中国企业可能需要以欧盟企业的身份参与欧盟市场的竞争，以美国企业的身份参与美国市场的竞争。这是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企业在全球有效竞合的必要战略调整。
第二个板块是目前与中国保持相对友好关系的经济体，主要包括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2024年，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和委内瑞拉五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合计约12.65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5.6%。其中，中国消费支出10.37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2.6%），俄罗斯1.48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8%），伊朗0.28万亿美元（全球占比0.3%），古巴0.10万亿美元（全球占比0.2%），委内瑞拉0.4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0.7%）。这个板块可能是中国元素可以得到充分释放的区域，但市场规模相对有限。在这些国家，中国企业可以更加直接地发挥自身优势，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然而，即使在这些友好经济体，中国企业在资源整合上（人才、资本、创新等）也必须是全球的。
第三个市场板块是摇摆经济体，包括东南亚、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2024年，这些地区的最终消费支出合计20.89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5.1%。这些地区各经济体目前是希望脚踏中美两只船，对中国企业持相对中立甚至友好态度。例如，东盟已连续五年（2020年-202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连续16年（2009年-2024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也是海合会（GCC）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连续15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这一板块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其市场规模及未来的巨大潜力，更在于其丰富的资源禀赋、战略地理位置。
从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出发，它们希望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两边通吃。然而，虽然这些地区目前与中国关系较为友好，但在美国的威胁利诱下，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大的变化。巴拿马近期退出“一带一路”就是明显的例子。2025年2月2日，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访问巴拿马之后，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终止同中方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阿联酋G42公司是另一个例子。G42原本与中国企业合作良好，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选择。2024年4月，微软向G42投资15亿美元，作为交换，G42承诺与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断绝关系，并出售所持字节跳动股份。
目前，特朗普政府对摇摆地区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希望把“三分天下”变成“二分天下”。通过各种威胁利诱，迫使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择美国。在这些地区，中国企业即使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当美国施加足够压力时，局面可能迅速逆转。企业仍需审慎考虑地缘政治风险，规划多种情景下的应对策略。企业应当尽量考虑选择合适的身份介入这些目前比较独立的第三板块市场，以便为应对未来可能的地缘政治变化留有后手。

结语：以全球应对全球

当今世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抬头，地缘政治摩擦冲突加剧，全球市场的竞争态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要求我们超越“出海”思维，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视角来思考并参与全球竞争。
“出海”和“走出去”的说法，本质上仍然是从中国看世界。对外来说，是一种仰视视角，对内来说，则是以中国为本位的思维。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今天，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足以应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同时西方企业的全球企业本土化策略由于中美地缘政治冲突，也不适用于中国企业。
“以全球应对全球”，意味着境界、格局以及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这是一种超越国别身份的战略思维，要求中国企业在三大市场板块采取差异化策略，以最为合适的身份聚焦全球问题，履行全球责任与担当，融入所在地的社区及经济体，造福当地社区。这样才能在全球各地被接受，进而被信任，乃至被尊重，实现可持续的全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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